正觉的种子

正觉的种子 (第1/2页)

一
　　
　　我这一生，破除的“惑”比较多。
　　
　　不少看起来似乎很难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围的朋友非常吃惊。
　　
　　但是，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全是个人的努力。仔细回想，在早期，有两个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干净的童年，二是肮脏的灾难。
　　
　　先说童年。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一个人，如果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很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会让他从起点上领略最朴素的真实，为正觉留下种子。所谓正觉，就是未染虚诳的简明直觉。因此，这些正觉的种子，正是我毕生破“惑”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后来接受大艺术、大哲学的基点。
　　
　　举些例子吧。
　　
　　我们村里，对生死之界看得相当平易。
　　
　　村子里几乎没有人去过县城，平日都在田里农作，比较正规的外出就是进山扫墓。
　　
　　田里，劳累而平庸；山间，美丽而神奇。因此，进山便是村人的乐事。到得长辈坟墓跟前，总是以墓边草树的长势与长辈开玩笑。“爷爷，今年您有点儿偷懒了，这杨梅比不上外公那边”；“叔叔，您的几棵松树长势不错，累着了吧？”……
　　
　　村里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进山，就像现在城里人送别一位退休职工，没有太多伤感。孩子们更是在送葬队伍的前后蹦跳戏耍，采花摘果，一片欢快。孩子们从小就相信，只有我们的笑声，才能让长眠的老人心安。
　　
　　连生死之界也看得这么淡，当然就更不在乎贫富之界了。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全都匍匐于春种秋收、菜蔬鱼蚌之间，家家户户的生活大同小异，差别实在不大。吃饭时分，邻居之间都有端碗游走的习惯，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网了一条大鱼，或抓了两只野鸭，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谁家的冬瓜、南瓜长得特别大，也会煮熟了分给各家。正因为这样，后来一定要在村子里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还让他们之间展开“阶级斗争”，实在是难上加难。
　　
　　几里之外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倒真有几户有钱人家。有钱，是因为做了丝绸和药材的生意，因此，并没有“剥削”四乡民众的痕迹。
　　
　　说了贫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里管事的，原来也有名义上的“保长”和“甲长”，主要是在庙会期间领头舞个狮，在火灾时派人敲个锣。村子里的事情分两拨，一拨是庄稼的事，一拨是各家的事，他们都管不到。他们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家，怎么会去管别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上面派下来一个“村长”，是一名复员的残疾军人，很客气，见人就笑。他只做两件事，一是根据上面的布置召集村民开个会，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打瞌睡，他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读点什么，也就散了；二是村里年轻人结婚，他会被邀请到婚礼上站在中间，还是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说几句好话。他做“村长”的酬劳，就是按规定在村民每年“缴公粮”时给他留下两袋。村民总想给他多留一点，因为他有残疾，不能劳动，而他总是推拒着，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在村民心目中，做“村长”，是因为不能自食其力，比较空闲，又能讲话。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留下的有关生死之界、贫富之界、官民之界的正觉。
　　
　　这些正觉很浅陋，却能使我后来遇到种种台阶、竞争、理论、学派时，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因此，我把这种童年正觉，称之为“初元正觉”。
　　
　　二
　　
　　那就要说说对于教育的“初元正觉”了。
　　
　　我在乡下接受的早期教育，更让人难以置信。
　　
　　几个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里办了第一所小学，我就成了她们的学生，但她们自己还都没有小学毕业。我妈妈文化不低，却一心在为村里的成人办“识字班”，不怎么管我，却要我从三四年级开始就夜夜为村民写信、记账，算是我的“课外作业”。我从这样的小学毕业后到上海来考中学，上海的亲戚们全都摇头，因为当时上海教育水准就已经足以傲视千里。但是，让他们惊讶的是，我很快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数学竞赛第三名。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没有被刻板而繁重的课程剥夺了天性，而且毕竟写过那么多信，记过那么多账。
　　
　　几十年后，我惊喜地找到了当年小学的何杏菊老师。何老师抱歉地说：“你所有出版的书，我都很难读懂。回想自己当年小学还没有毕业就来教你们，真不合格。”
　　
　　我说：“何老师，您最合格。我一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都是由您启动的。”
　　
　　国际上有一些专家说，人在七岁左右就完成了味觉记忆的储存。今后不管活得多久，走得多远，只要尝到童年时代的那种口味，就会无限欣喜。那是口味上的“初元正觉”，其他正觉，也不妨以此类推。
　　
　　三
　　
　　童年时期的正觉，就像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目光。整个街道都陷入了“惑”，并在“惑”中互相欺骗，只有这个孩子无“惑”，大声喊了出来。
　　
　　他的喊声很孤单，却惊世骇俗；很纯净，却振聋发聩。
　　
　　——这就是“初元正觉”的存在形态。
　　
　　但是，孩子会长大，他还会保持这番目光、这番喊声吗？估计很困难。满街的成年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童年，为什么都失落了呢？
　　
　　失落的程序，是一级级文明的台阶。失落的理由，是一段段公认的逻辑。
　　
　　因此，谁都很难幸免，包括这个孩子。
　　
　　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眼看就要失落正觉的孩子。
　　
　　因为，我快速地成了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不仅以优秀成绩高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高校，而且领略了一座西派大都市的生态默契。此后我还会学习很多课程，接受很多理念，涉足很多竞争。我似乎已经踏上了一圈圈不断往上旋转的楼梯，在好奇、兴奋、专注中步步攀援，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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