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之惑
财之惑 (第2/2页)对贫困的早期体验，让我懂得了生命的内核和筋骨，建立了一种稳定的格局，发射到人生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文学上，我只倾心于那种干净如洗、明白如话的质朴文笔，彻底厌恶现今流行的那种充满大话、空言、绮语、腻词、形容、排比的文章和演讲。在舞台艺术上，尤其欣赏戈洛道夫斯基倡导的“贫困戏剧”及其延伸。在音乐、舞蹈、绘画、建筑上，也本能地拒绝一切虚张声势、繁丽雕琢的铺排。可见，我把早年的贫困体验，通过重重转化和提升，凝结成了生活美学和人生哲学。
四
达到了至朴至简，也就有能力以一双锐眼看破重重假象。
例如，近二十年来经常有人站出来声称自己出身贵族。他们好像是从天国突降，或从玄洞下山，嘲谑着百年来的贫瘠凡间。但是，这样的人就很难蒙得住我。因为早年的贫困体验告诉我，那时的贫困是集体的贫困，全民的贫困。而且，是积代的贫困，几辈子的贫困。长大后研究历史，知道也有过一些因做官和经商而一时富裕了的家庭，但都无法跨代延续。在战火不绝、逃难不断的年月，大多凶讯频频、衰势难挡。即便暂时富裕，也很难积聚成久远门风。
后来渐渐明白了，对于“贵族”的自封，其实是出于对全方位贫困的逃离。因此，我们在看穿之后应该予以同情。但是，当这种自封成为一种风气，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套套“伪腔调”、“伪文化”，让本来质朴的人生，堕入昏暗的贵族误区。
我无数次看到，本来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一挤进那个误区就犯傻了。眼前出现了太多恍惚的坐标、招人的诱惑，他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作出明白的判断。
能够破除这个迷魂阵的，仍然只有质朴、简易的正觉。
对此，我不揣冒昧，做了一些大胆的实验。
二十世纪临近结束时，我在冒险考察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之后，又紧接着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那些街道，那些老楼，实在让我看到了一群“世界级老贵族”的风范。而且，这些“老贵族”的当代名声，还依然显赫。但是，当我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国家扫描一过，立即发表文章宣布，有几个国家正面临着财经悬崖，那就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
十几年后，我的预言全部成真。好几位台湾的经济学家拿着我当年的书籍来询问，当时作出如此准确的预言，凭的是什么依据？我说，我没有接触过复杂的数据、曲线、报表、公式，只凭最质朴的直觉。
“最质朴的直觉？”经济学家们非常好奇。
我说，我在那里首先感受了一种令人羡慕、又令人着急的慵懒气氛；其次，我在闲谈中总会随口问到当地的支柱产业，也就是靠什么支撑财政，却很难听到工业、农业、科技方面比较强大的项目，勉强说得较多的，是橄榄油。
我深知这些国家曾经长期执掌世界海洋霸权，但又凭常识可以判断，今日的这点橄榄油已经无法擦亮当年贵族的幽幽光泽。
对于至今还令人尊敬的北欧国家，观察起来有点艰深。但是，我还是用外行的眼光发现，我们曾经万分向往的“富裕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沉重负荷。我的这些担忧，当时就写在书上，后来也被一一证实，又让经济学家们不无惊讶。
虽然举了这些例子，却一丝一毫没有改变我对于财经“彻底外行”的身份。我说过，正因为是“外行”，才具有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的优势，保持着质朴、简易的正觉。
因此，凡是我遇到复杂、艰深、庞大的问题，总是强迫自己从精神上回归。回归起点，回归童年，回归贫困，那儿，一定有最好的解读密码。
这就是我的“归零哲学”，这就是我的“贫困戏剧”（Poo
-theat
e）。
五
对贫困的早期体验，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以最质朴的心态敏感别人的贫困，并予以高度同情。
这一点，妻子马兰又与我不谋而合。
马兰的爸爸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人可以欺侮。家里人口不少，因此马兰在幼年时代就记住了妈妈每个月都要向同事、邻居借钱的委屈表情。这一点我立即就能体会，我当年向别人“借食堂饭票”时，总要关注对方眼角里有没有一丝不脱的成分。
这些记忆告诉我们：河水洋洋，无人注意，但只要取其一瓢，浇在焦渴禾苗的根部，就会显得珍贵无比。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拥有大河，但我们愿意成为及时赶到的浇水人，哪怕只用自己的汗滴。
当年饥饿的人，把求助对象的眼神当做天堂，或者地狱。那么，今天我们如有可能，为什么不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天堂，哪怕只是瞬间？
好几次，家里电话响了，是邀请妻子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妻子觉得排练时间太长，构思太旧，婉拒了。但电话又响了，妻子正想再度婉拒，没想到电话里传出出声音是：“我们这里的上万工人都点名邀请您，但是不知道要付多少演出费……”
妻子说：“对工人，不要演出费。”她问了地址，就去火车站了。我知道她，说了不要，肯定不要。
后来各地经济情况好了，演出费也有了标准。她很难拒绝，却总是要求对方，代为捐献给“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
“我们这儿发展很好，不存在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对方说。
“麻烦你们帮我找一找，父母被判了刑，或者都在戒毒所，一定有。”她说。
果然有，还不少。不久，她就收到了学生名单。过一阵，又收到了成绩单。
我们夫妻俩，什么事都喜欢商量，唯有对捐献，任何一方都能决定，完全不必商量。汶川大地震后我赶到灾区，决定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所需款项是我们夫妻两人三年薪金的总和，但我完全没有与她商量。如果商量，她反倒会觉得奇怪。
我们如果要赚钱，并不难。她多次在全国观众“最喜爱演员”的民意测验中名列前茅，平日多有商业性的演出邀请，她都没有参与。因为她只要一登台，就想探索古典东方和现代审美的融合可能，不允许自己在艺术上马虎行事。我也是同样，很多出版社经常为我制定新的畅销书计划，例如以我的名义精选中国古文、诗词之类，通过他们在全国教育系统的供输渠道，必然销量惊人。又如，有很多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大奖赛总讲评，收视率极高，如果趁这个势头根据录音快速出版一本本书，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是，这些计划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对文化著述有严格的等级标准。
与我们关系亲密的星云大师一再告诉我们：“金钱有毒。佛光山只要有了钱，就想方设法让它变穷，那就是办学。办学，是弃富还贫的方便法门。”我们记住了，“弃富还贫”是“法门”。
那年，菲律宾的大批华文读者通过一位知名学者邀请我去做系列演讲。这事由当地的华人企业家们张罗，因此决定要支付给我一笔可观的酬劳。等我讲到最后一课作总结时，一包厚厚的美元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了一眼妻子，立即作出决定：全数捐献给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这使当事人非常吃惊，推拉再三还是拗不过我。他们说，连**最有钱的华人企业家来讲课，也没有捐献讲课酬劳。我笑着说，历来穷人最慷慨。
很多年来，我一直担任着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询问该校校长：“你们请来了余先生这样的大名人，需要支付多少年薪？”
校长说：“一元钱也不需要。”
其实年薪还是付的，很高，但我让它变成了基金，资助设计专业和传播专业的研究生。
在家庭财务上，有时也会产生意外的喜剧。例如很多年前，上海一家百货商店在外来“超市”的冲击下难以生存，不得不转制，却遇到了职工的信心危机。一位年轻的经理希望我以自己的文化名声予以鼓励，我便把当天收到的一笔稿费交给了他。谁想到几经转折，这笔钱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一来，我们听起来也算是“有钱人”了，但心里明白，这又增加了捐献的责任。
我和马兰，没有子女，因此将不会留存任何财物形态的遗产。我们会将自己的作品和相关财富，全部捐献。
我们的父母，都曾经遭受过几乎活不下去的灾难。我们自己，也都承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心酸。我们只想离群跋涉，两相扶持，默默地追求大善大美。追求到了，轻轻一笑，又奉还给世间。
来自山野，归于长天。若要寻找，踪影飘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