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失守抑郁症

附录一　失守抑郁症 (第2/2页)

即便如此，她仍然觉得值得：“在绝望的时候，永远想象不到病好了会是这样。”在她内心深处，那块抑郁阴云终于散去，它曾隔绝她同这个世界的联系。如今，她的生命回归常态，昔日那绵延不尽的绝望，被买菜、唱歌、散步、交谈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她说。
　　
　　这句话，也是许许多多抑郁症康复者的心语。
　　
　　下篇：地狱归来之路
　　
　　2012年9月8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厅。
　　
　　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郁症自助团体成立五周年纪念日。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坐满了约20个患者和家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异，但都源于抑郁症。
　　
　　这个组织的创办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国，布置会场时，在墙壁上贴上自己写的五个字——“心灵的故乡”。
　　
　　好几个参加活动的患者说，这五个字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感受。
　　
　　心灵的故乡
　　
　　不要对病人进行道德指责，或者用社会标准去要求他们。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对患者伤害更大。
　　
　　“自助团体的作用就是帮助别人和接受帮助。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乐，有助于康复。”这个团体的组织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对财新记者说，“实践证明，这样的康复形式确实很有效。”
　　
　　2007年，在医院住院的一些抑郁症患者对王希林说，希望病友们出院后仍能保持联系。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间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励。于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请了一个房间，作为活动场地。患者和家属每月举办活动，互相交流治疗和康复的经验，有时还组织唱歌、逛公园等娱乐活动。
　　
　　她还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观感受发生了变化，使患者消极、倦怠、悲观或容易烦躁，这些都是能够通过治疗纠正的。而家属的接纳和理解，对于病人的康复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也说，家属单独和医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属对抑郁症多了解一些，对患者的照顾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对此有切身体会。她是双相抑郁障碍患者，既有抑郁，又有躁狂。抑郁的时候，消极，悲观，不愿意干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没洗澡。“你整个人都馊了。”丈夫这样抱怨。躁狂的时候，动辄发脾气。丈夫说她没修养，性格有问题。
　　
　　“不过，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说，“没有经历过抑郁症的家里人，是无法理解的。”
　　
　　王希林说，不要对病人进行道德指责，或者用社会标准去要求他们。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对患者伤害更大。患者对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见相对容易承受，但难以面对家人的误解和失望。有一个自杀未遂的患者述说，就因为家庭导致了她的绝望。
　　
　　患者梁向阳的故事，就属于此类。
　　
　　2006年，她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是丈夫认为，这是她思想和意志力有问题，住院服药不管用。最后，还是她父亲出面，她终于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制。
　　
　　后来，康复过程中，丈夫仍然不愿意承认她有病。当她陷于悲观消极时，他就会说：“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冷漠让她逃避家庭。最绝望时，她伸手摸家里的电源，想一死了之。
　　
　　她回忆说，当时，她就是赌气，要死在家里，让丈夫知道，这是他不理解的后果。
　　
　　自杀未遂，她的左手中指留下永久的伤疤。她丈夫不愿意陪她去医院，认为这是她自找的。
　　
　　后来，她把抑郁症知识小册子拿回家，也没有人愿意去翻一翻。
　　
　　2007年，梁向阳参加了北大六院的抑郁症自助团体。在那里，她和其他抑郁症患者交流经验和知识，有的还成为好友。她逐渐对自助团体有了归属感，那是她最重要的康复支持。“就像心灵的故乡，离不开了。”梁向阳说。
　　
　　“你是病了，不是错了”
　　
　　支持性心理治疗是抑郁症治疗和康复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术为倾听、解释、指导、疏泄、保证、鼓励和支持等。
　　
　　“倾听，是多么重要！”自助团体的另一位患者周新萍说，她至今无法忘记前夫那张几乎扭曲、愤怒的面孔。他摔东西，大声喊：“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说那么多，我实在受不了！”
　　
　　可是，当年在病态中，她就是要通过反复地说，来宣泄内心的抑郁。她当初犯病，是因为工作单位人际关系不好。回到家，觉得丈夫是自己最亲的人，便习惯性向他诉说。
　　
　　但丈夫不能理解。她的病情反复发作，后来她丈夫提出离婚。如今，离婚已经六年的她，内心还是想念前夫，尽管并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关怀。
　　
　　“耐心倾听患者的自动述说，使患者感到有人正在关心和理解他。倾听是所有心理治疗的前提。”中华医学会主编的《抑郁障碍防治指南》认为，支持性心理治疗是抑郁症治疗和康复的主要手段。常用的技术是倾听、解释、指导、疏泄、保证、鼓励和支持等。
　　
　　对于家属如何倾听，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告诉我们，首先要区分患者轻、中、重三个级别。如果是重症患者，以陪伴为主，减少说教，不做思想工作，不提指导性的意见，默默地陪伴，患者有需要就给予帮助；如果是轻症患者，要了解他想要什么，可以谈得比较深入。但主要是让他倾诉，切忌以社会标准要求病人。
　　
　　医生的倾听和耐心解释对患者康复非常重要。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说，在最初接受治疗时，医生对患者的疑问更要耐心倾听和解释，有时一个问题需反复回答和解释才能消除患者和家属的疑虑，否则很难使患者坚持用药。抑郁症的治疗是长期的，长期服药可降低复发的风险。
　　
　　王希林说，由于医疗资源紧缺，病人太多，很多医生的门诊时间很短。但有时简短几句话也可使患者得到安慰，例如“抑郁症是能治疗的，肯定会好起来的，一定要有耐心”等。家属也可照此来鼓励和支持患者，以赢得治疗时机。
　　
　　王希林还说，医生在和患者本人或家属沟通时，最好不要给患者一些否定性答复。不批评，不指责。和病人交流，不能像做一般的思想工作那样，有些问题可能暂时解决不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症状使患者缺乏自信、看问题态度消极、易产生挫折感等。可以采用迂回的方式，病情较重时应以安慰和支持为主。无条件的理解对患者的康复可有较大帮助。
　　
　　远离自杀
　　
　　很多人不敢询问患者是否有轻生的念头，担心可能诱导患者自杀。其实谨慎地询问并不会诱导患者，而有助于早期发现和尽早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三分之二的抑郁症患者曾有自杀想法与行为，15%-25%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成功。自杀在青年及老年人中发生率较高。”中华医学会主编的《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用以上数据警示世人，抑郁症具有高自杀率，终身自杀率为15%。
　　
　　自杀分三个阶段：自杀观念、自杀企图、自杀行为。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认为，到了第二个阶段，患者就非住院不可了。
　　
　　自杀是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说，家人要细心观察病情较重的患者。如果之前能积极配合治疗，但病情尚未好转时患者又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想继续接受治疗，家属就要注意患者是否有轻生念头。
　　
　　王希林说，很多人不敢询问患者是否有轻生的念头，担心可能诱导患者自杀。其实谨慎地询问并不会诱导患者，而有助于早期发现和尽早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如果家属观察到患者有自杀企图，一定要带他及时去正规医院就诊。在风险解除前要始终陪伴患者。
　　
　　患者周新萍告诉财新记者，她曾经阻止了两个病友的自杀行为。其中一次，一位相熟的病友发短信给她：“我要自杀了，不想活了，跳楼的位置都找好了。”周新萍立刻回短信，告诉他，马上拿上病历和钱，下楼打一辆出租车去医院，医生能解除你的痛苦。她解释说，对于那种状态的病人，需要明确的、可执行的建议。
　　
　　病友听从了她的建议，她的短信挽救了一条生命。
　　
　　“很多抑郁重症患者在极度痛苦时，会想到放弃生命。有时候生与死，就是一念之差。”患者李香告诉财新记者，她在青春期时就曾喝酒精自杀过。当时，她已经多年处于严重抑郁状态，却不知道自己是病了。
　　
　　“青春期和老年期的个体更容易自杀。自杀未遂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应让亲属知情。应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中强调。
　　
　　二次成长
　　
　　对患者应该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时，你在身边。把目标分化为一个一个小步骤，每向前走一步，他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再接着走下一步。
　　
　　《抑郁障碍防治指南》还称：在维持治疗阶段，即康复期间，除了药物，还需要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旨在让患者保持无抑郁状态，减少和消除抑郁障碍产生波动的持续因素。但该指南不主张将心理治疗作为预防复发的单一手段，除非患者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用药。
　　
　　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告诉财新记者，病人的重度症状消除后，就开始进入康复阶段，要努力恢复各项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除了家庭的支持，社会也要给予理解和尊重。
　　
　　他建议，如果发现明显的抑郁情绪，先去看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确诊后服药，减缓症状后，再寻求心理治疗，进入康复阶段。
　　
　　他说，康复是一个过程，着重各项功能的恢复，目的是让病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一个理念：“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能力让自己快乐，让生活有质量。”
　　
　　王希林称，抑郁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药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
　　
　　目前抗抑郁剂的种类较多，精神专科医生对抗抑郁剂的使用已很有经验。“个体化治疗”在抑郁症的药物治疗中也较重要，即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选择或调整药物种类和剂量。药物治疗中还应强调的是“长期服药”，特别是对于病情复发的患者——这不意味着抑郁症长期治不好，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只是为了降低复发风险。大多数患者的疗效较好，难治的复杂的病例还不到三分之一。
　　
　　她说，经常有患者在康复期擅自停药，导致复发。因此，特别要提醒患者定期到医院复查，由医生判断是否可以停药。停药时也应逐步减少用药剂量，缓慢停药，避免出现撤药反应。
　　
　　另外，“早发现，早治疗”非常关键。尤其在康复过程中，如果感觉到无明显原因的心情不好、乏力或失眠等，就应该及时就医，在复发初期及时调整、治疗通常可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认知治疗是中华医学会推荐的康复方法之一。这种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患者重建认知、矫正自身的系统偏见。这些偏见包括对个体既往生活经历及将来前途作出错误解释和预测。
　　
　　“简单地说，认知就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如何看待自己。”姚贵忠说，这和自省不一样，不是站在道德角度批判自己，而是强调内心的和谐与平静。
　　
　　作为有25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姚贵忠有一套独特的“康复处方”：
　　
　　第一步，康复评估。评估病情和资源，患者有哪些可用的资源；他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第二步，患者、家属和医生三方会谈。在充分尊重患者意愿的前提下，三方达成共同的康复目标。
　　
　　第三步，开出康复处方。开处方的前提是尊重患者，所有康复计划都要和病人协商，获得同意。计划要具体、可操作、可检查，每次最多提三条，再多患者就执行不了。
　　
　　姚贵忠举例说：假如一个患者病情较重，可以要求他每天散步10分钟。每两周复查一次，到时候检查他执行的情况，并作调整。如果有的患者懒散，就引导他承诺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比如，上菜场买菜行不行？如果不行，在家里做饭行不行？还不行，洗碗行不行？洗全家的碗不行，只洗自己的碗行不行？如果再不行，三天洗一次自己的碗行不行？一周洗一次行不行？就这样和患者商量出一个他能够接受的行动计划，不要强迫他。”姚贵忠说。
　　
　　至于恢复社交功能，姚贵忠认为，可以把社交活动分成几个步骤：接收信息、表达信息、交换信息和适应环境，难度递增。
　　
　　具体地说，患者社交有困难，医生要帮助他分析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如果是表达信息有障碍，可以让他先朗读一段文字；这一步完成后，再让他复述别人说的话；接着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别人说的一段话；最难的，是患者自发言语，即自主说一段话。如果能做到自发言语，患者就离回归社会前进了一步。
　　
　　姚贵忠说，康复处方就是要分这么细，而且都写在病历上。最重要的是，医患之间要建立信任。切忌以社会标准去要求他。对患者应该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时，你在他身边，帮助他理清思路，把目标分化为一个一个小步骤。每向前走一步，他体会到成功的快乐，再接着走下一步。
　　
　　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说，在临床上往往会发现患者乃至家人对治疗效果期望值过高，为患者设定过高的目标。而抑郁症治疗需要长时间服药，有些疗效不好或反复的患者应该对原有人生目标做出相应调整。
　　
　　这种调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但是，一旦完成了这种调整，患者就好像搬走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今年58岁的武利国，早在1984年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那一年，他的女儿刚出生。在康复过程中，他没能长期服药，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转为双相情感障碍。1996年住院治疗两年多，病情才稳定下来。
　　
　　出院后，他有强烈的愿望帮助其他患者，特别是家属，“他们真是太难了，那么焦虑，那么无助”。从那以后，40多岁的他辞去国企的工作，专门在北大六院当志愿者，组织精神病患者家属联谊会和抑郁症自助团体。
　　
　　“康复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患者是自己在成长，一生中第二次成长。”姚贵忠说。
　　
　　（原载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9期；张进、王晨、罗洁琪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