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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之惑

潮之惑 (第2/2页)

社会热点的形成,由事情的性质决定,但也需要有人牵引。牵引者,应该是具有人文良知和科学精神的社会精英。传媒,本应是这些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媒介。传媒之“媒”,正是由此得义。但是,事情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翻转。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社会上有些“媒人”做着做着突然眼睛一亮,忍不住“反媒为主”,自己做起了新娘或新郎?传媒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比媒人还高,他们刚刚做了几次媒介,就把自己当做了专家学者、言论领袖、思想精英,还信心满满。
  
  不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传媒人士通过多年悉心学习也具备了专家学者的资格,但那在比例上只是极少数。我所见到的那些信心满满的传媒人士基本上还不是,他们一般总是太热闹、太繁忙、太装扮、太浮滑,没有用功学习的时间和心境。其中有些人已经在传媒上侃侃而谈十来年,一直信息灵通、反应机灵,但在思维等级和审美悟性上,几乎毫无进步可言。对于一个普通的个人,十来年没有进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占据着这么大的视听窗口,这似乎不太合适了吧?
  
  也有一些学者,本应成为传媒采访的对象,但由于传媒太容易出名和得利,他们也渐渐“传媒化”了,慢慢熟习了传媒间一切表演、作态、造势、夸张、寻衅的手段,由他们来牵引热点,同样堪忧。
  
  一个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拥有不被牵引、不被骚扰的独立性。但是我回顾自己的一生,青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阶级斗争宣传,中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输赢竞争故事,现在是满耳满眼的低级民粹笑闹。这一切都是强加的,直接的强加者,就是传媒。
  
  久而久之,传媒所制造的一个个社会热点,成了民众的一所所学校、一门门课程。结果如何,自不待言。
  
  第三个机制性原因,是对舆论道义的包揽。
  
  这就碰撞到精神价值层面了,其间的负面作用更为显著。
  
  传媒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亚法庭”、“亚教堂”、“亚裁判”,被广大民众企盼、等待。有些传媒为了显示这种功能,还会随意寻找批判目标,而受害者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传媒当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诉或同行异议,但那只是偶尔受挫,他们会以更密集的言论、更持久的背向,让受害者永远是受害者。
  
  多数传媒人士即使没有害人的故意,却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品德修炼,更没有思考过如何避免传媒“轻于大道,重于大声”的恶习。因此,他们大多随波逐流、同声附和。尤其是现代,传媒获得了新技术的强大支撑,带动着以前无法想象的巨额资金和权势博弈,更容易失去道义底线。在很多传媒人士看来,舆论道义全在手上,升沉荣辱只凭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澜即成潮流。
  
  四
  
  面对这种潮流,我知之颇深却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距离。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离得越来越远,现在已明确决定“阻隔”。
  
  我不管在海内外哪个地方演讲,总是告诉邀请者,不必考虑报酬,但绝对不能让传媒报道。传媒本身也不断地在邀请我,但是,在我决定“阻隔”后,不管他们托请了我的生死之交,还是许诺每次出场都愿意支付高出我十年薪水的巨额报酬,我也没有点头。
  
  这对我很不容易,因为我本来极有可能成为“传媒达人”。
  
  大家记得,过去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的相关节目只要由我主导,总能创造令人满意的收视率;我由于始终担任每一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现场总讲评”,被海外传媒人称为“最善于在传媒讲话的华人”。
  
  为此,我曾一次次自问:如果我进得传媒呼风唤雨,能不能争取到一些比较乐观的可能?
  
  结论是:不可能。
  
  改变潮流需要具备足够的“对冲”力量,我尚未看到。如果仅仅在个别节目里改变了一些观众的思路,那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既然于事无补还参与其中,客观上也就成了喧嚣势头的一部分。
  
  因此,退避是唯一的选择,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
  
  现在,传媒潮流已经凭借着网络高科技囊括了整个社会,因此,从潮流退避,也就是从社会视野中退避,从信息海洋中退避。
  
  下这么大的决心,只想获得一种重要的体验:在现代社会的滚滚潮流中,是否还隐潜着一种千年不疲的精神境界,足以让我孤守,让我消融?
  
  我所获得的体验,无与伦比。因此直到今天,我没有丝毫后悔。
  
  五
  
  远离潮流,阻隔传媒,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在现代,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别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通过对现代社会顽疾的长期观察,我坚信,让更多的现代公民不在乎、或不太在乎潮流和传媒,是人类的一条自救之路。
  
  说到底,人们只想好好地过日子,既希望自己的起居不被别人窥探,也希望自己的耳目不被浊霾充斥。但是,传媒剥夺了这两种权利,使人们再无隐私,也再不清洁。
  
  更严重的是,传媒还会鼓动民族纷争、国家对立、金融恐慌、核武竞赛。这一切在以前是由权势力量来策动的,但现代不同了,传媒已经作了浓重的民间铺垫,使权势力量也难于后退。至于传媒对于恐怖主义的普及和教诲,更是成了一个沉重的当代灾难。
  
  本来,传媒既有可能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坏事。但是,由于人们对它们太关注、太依赖、太冀求、太放任,又太缺少谴责和惩罚,做坏事的频率越来越高。
  
  经常有青年学生问我:“如果远离潮流和传媒,怎么可能接触和创造当代的好作品呢?”
  
  “当代的好作品”?好到什么程度?我在《中国文脉》一书的开头就阐明,凡是关及“文脉”的作品,大多都不是“民间流行”和“官方流行”。随潮而行者,只是鱼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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