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之惑

仇之惑 (第1/2页)

一
　　
　　现在，我们如果问周围的友人：“你有没有仇人？”回答一定是摇头。
　　
　　这是因为，当今时代已经无法为仇恨提供太多宏观的理由。不像在春秋战国时代，军阀割据时期，江湖恶斗年月，仇恨常常成为立身之本，其中还包含着忠孝、道义、侠肠、豪气，完全不须遮盖。后来提倡阶级斗争，仇恨，又成了宣传的依据、对立的火墙。到现在，仇恨找不到公共语境了，只能退回到私人话题，而私人话题在现代是没有重量的。任何人只要一提到私家仇怨，旁人只是听听、劝劝罢了，不会在里边寻找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于是，即便有仇恨的人也闭口了，千篇一律地回答道，“我没有仇人”。
　　
　　然而事实上，仇恨是存在的，而且数量很大。
　　
　　既然口里说了没有，那么，心中的仇恨也就变成了一种暗藏状态、积郁状态，会比公开的仇恨更为严重地吞噬生命。而且，这种暗藏的积郁还会悄悄潜入眼神，为周围平添一股冷漠和阴沉。
　　
　　因此，不如公开承认仇恨的存在，然后把它作为又一个人生之“惑”，细加研究。
　　
　　二
　　
　　人们大多是凭着自己所受的伤害，来建立仇恨的。但这种伤害，往往只是一种心理感觉。心理感觉可以化大为小，也可以化小为大。
　　
　　这中间，至少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伤害不小，而事情很小。
　　
　　很多人的仇恨，埋在心底很久，早已发酵到一定程度，但追根溯源，是一些小事。例如，我曾听到一些前辈老作家对于其他几位老作家的“毕生深仇”，只要提起对方名字就眼冒怒火。但细问之下，起因小得无法复述。他们可以忍受巨大的政治灾难，却容不下曾经掺入眼中的一粒小沙子。他们凭着艺术想象能力，把沙子想成了沙丘，甚至沙漠。
　　
　　这种情况，在世间仇恨中，至少占了一半。不少人总是为这样的事情咬牙切齿：某人在大学操场里当着男女同学的面寻衅吵架，中断了自己的初恋，因此也糟践了自己一生的婚姻；某人在寒冬腊月间拽着我家儿子下河冬泳，儿子得重感冒错过了出国留学考试，由此沦于荒废……这一个个“某人”都成了心中的终身仇人。但是在旁人看来，说到底，那只是一次吵架，一次冬泳。
　　
　　说起来，后果确实严重。但是，从起点通达后果的这条直线，并不真实。因为，中间必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左右了事情的走向，居然被仇恨者全部删去了；受害者的主观因素更是重要而强大，居然也被仇恨者全部删去了。结果，把两个相隔遥远的小点，硬生生地拉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牵强附会的仇恨逻辑。
　　
　　第二种情况，伤害很大，而误会也大。
　　
　　不少很大的仇恨，由复杂的原因造成，但是，追仇者本着“冤有头，债有主”的单向思维，聚焦成私人责任，进行报复。
　　
　　例如，一名清代巡抚根据朝廷旨意处决了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的子女就把“诛杀巡抚”当做复仇的焦点，其实巡抚本人只是听命而已，并不存在处决这名官员的个人动机。
　　
　　又如，农村土地改革时期，一家地主的房舍被强行分给了两家农民。几十年过去，地主的后代重新得势，把那两家分到房子的农民当做了仇人。其实，当时分房给他们的是掌权的农会。
　　
　　……
　　
　　——这样的例子可以不断举下去，每一个例子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世间的伤害带有极大的不确定，而对伤害的报复也带有极大的不确定。但是，人们不愿意承认一切不确定，只愿意化繁为简，化多为一。也许是世间的“生态文本”太艰涩了，大家都倾向于“易读文本”。但是一旦易读，也就易感，易仇，易恨。因此在仇恨的旗幡下，必然裹卷着大量的不理性、不公正。
　　
　　天下的复仇，容易受到民众同情。因此，一切记恨、寻仇的人们更要警惕了，千万不要为人类社会加添新的不公正。必须警惕在同情中，警惕在痛快中，警惕在掌声中。
　　
　　三
　　
　　我经历了太长的灾难岁月，若说自己“心中无仇”，那是假话。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江南文人懦弱胆怯，心中只敢让小恨滑过，不敢让大仇贮存。但是，这是一个无视历史的极大误会。
　　
　　我家乡确实在江南，古称越地，素为“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教会了整个民族有关“复仇”的含义。如果说，这是政治上的争霸之路，那么，我还可以举出文化上的顶级学者，作为最高例证。我家乡的先贤黄宗羲，其父黄尊素被奸党魏忠贤集团所害，祖父就在孙子经常出入的地方写下不忘复仇的句子日日提醒。等到十九岁那年黄宗羲到京城诉讼，居然暗藏铁锥，当堂攻击罪大恶极的官吏许显纯、崔应元直至血流满地，连当初施虐的狱卒也没有放过。这种复仇举动，让全国朝野眼睛一亮。而且，那双高举铁锥的复仇之手，还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雷南文案》《今水经》等一系列皇皇巨著，光耀千古。
　　
　　如果搁下地域，只讲亲缘，那么，正如我在《吾家小史》一书中写到的，一次次改朝换代的最后战场上，总会有一面焦痕斑斑的帅旗绣着一个“余”字。刀戟血性，无与伦比。
　　
　　不必多讲这些遥远的往事了，还是回到我身上吧。只要是我熟识的亲朋好友都能证明，我的脾性与外表完全不同，可谓耿介剽悍，宁折不弯。因此，对于自己不能容忍的人和事，都会比较认真。
　　
　　也正因为深知自己的这种脾性，我一直时时警惕着，千万不要把“自己不能容忍”的圈阈扩大，哪怕是一点点。
　　
　　为了防止扩大，那就着力缩小，就像法院里的“无罪推定”。
　　
　　我在心中张罗了一个“法院”，举证的要求极为严格，只要有点滴犹疑便立即排除。而且，即使证据确凿了，只要有一丝宽恕的可能，就一定宽恕；只要有一丝原谅的理由，就一定原谅。
　　
　　这种宽恕和原谅，当然是指对我自己的伤害。伤害能与仇恨相连，那一定是非常大了。因此，宽恕和原谅首先是对自己的战胜，中间会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临窗哽咽、半夜吞泪。
　　
　　“伤害如此严重，真的全然宽恕了吗？”我不断地质问自己。周围的朋友也会反对，认为这种宽恕和原谅，很可能颠倒真相、混淆视听，而且对方也未必认为是宽恕和原谅，还以为是认败、服输呢。这样一来，对方就极有可能继续施暴，或卷土重来。
　　
　　我看着这些好心的朋友，久久不说话。
　　
　　我知道，这些朋友与我的很多读者一样，都焦急地等待着我的“适度报复”。我更知道，只要我发出一个简单的信号，事情就会变得风起云涌、扬眉吐气，因为人气、智商、幽默都在我们这边。几乎不必花什么大力，对方就会狼狈不堪。更何况我的朋友中，有一批极为能干的律师。
　　
　　然而，我还是向朋友们摇头了，这不是吐气、解恨的问题。
　　
　　显然，我所面临的这个修行关口，其难其险，不下于剑门、巫峡、壶口。
　　
　　我决定订立一个最严格标准，把很多看似“深仇大恨”的人与事，排除在仇恨的范围之外。
　　
　　这种标准，又可称之为“排除条例”，至少有六条——
　　
　　一、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是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随着潮流所犯下的暴行，可以排除在外；
　　
　　二、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没有太大特权，尤其是没有官场特权和传媒特权，可以排除在外；
　　
　　三、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不是连续行恶，长期行恶，可排除在外；
　　
　　四、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疑似精神障碍的病患，可排除在外；
　　
　　五、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太低的生态等级、文化等级和艺术等级，可排除在外；
　　
　　六、伤害再重，如果加害者另有社会政治理念的执守而打错了枪，也可排除在外。
　　
　　四
　　
　　有了上述“排除条例”，留下的仇恨范围就变得很小很小了。连按照古今常规必须包括的对象，也没有包括。
　　
　　在此，我不妨举一些典型的例证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证，在“**”中长期关押我父亲，使我家八口人一直饥寒交迫的那些人，主要是四个人，被排除在外了。因为，那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很难确证个人责任。
　　
　　第二个例证，同样在“**”中把我叔叔活活逼死的那些人，主要是三个人，也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个例证，那个首先把我在“**”中悄悄编写《世界戏剧学》的勇敢行动诬陷为“**写作”的北大学生，负面影响遍及海内外。但他主要是误听了一个上海文人的谣言，因此也被我排除了。而且他又符合上述“排除条例”第六条，即另有执守而打错了枪。
　　
　　第四个例证，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湖北文人，以完全失控的臆想发表了大量攻击我的文章，每次都有骇人听闻的案情故事。但我一开始就对他作出了某种医学判断，因此也排除在外。
　　
　　第五个例证，一个与刚才说的湖北文人相似的上海文人，出了一本书，诬称我著作里有大量“文史差错”。凡是买过我书的人都会去买一本，因此名列“亚洲畅销书籍”。复旦大学文史权威章培恒教授发表文章指出该书全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此人一看，立即伪造出一个我“抄袭”章培恒的谣言，来挑拨我与章先生的关系。这个行为实在太怪异了，直到我遇到上海长海医院为他看病的医生才知道真相。我深感同情，并告诉医生，此人若有医疗经费上的困难，我可以帮助。
　　
　　第六个例证，一个上海评论者，曾提出过“谢晋模式”，成了谢晋心中的“仇人”。他又制造过“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的新闻而哄动全国，侮辱了我的广大读者。后来我发觉他只是一个比较幼稚的文艺爱好者，便到谢晋墓前笑着报告了这个结论，请导演宽恕他。
　　
　　第七个例证，一个被称为北京最激烈“啃余族”的人，把我在地震灾区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的事硬说成“诈捐”而耸动媒体。但当我听说他为一件小事与两个女记者打成一团，就立即放过他了。生态等级，是一条心理红线。
　　
　　第八个例证，当北京此人抛出了“诈捐”谣言后不再吭声，却被南方一个学者接过去了，在网络上铺天盖地闹了两个月。但我立即放过了这个学者，一是因为他是一切投污者中唯一有点学问的人，二是他此前并无毁谤他人的记录。我对他这两个月的失态，深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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