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魏晋
问道魏晋 (第1/2页)一
问道，总会先去踏访自己最心仪的那个高台。
我一直喜欢魏晋时代。
对此，从来未加掩饰。很多年前，我写的《遥远的绝响》曾经轰动一时。直到去年，我还到河南太行山南麓考察魏晋名士的活动地区，终于在焦作云台山百家岩发现了比较确切的踪迹，便举笔留墨“魏晋名士行迹所在”，请当地立石镌刻。以志纪念。
魏晋名士的行止风范和艺术成就我已写过不少，这儿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说他们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学上的突破性贡献。这有点深，有点玄，却是他们心灵深处的巨大悸动。这种悸动，也带动了整部中国文化史。
这还要从整体背景说起。
二
在政治形态上，这是一团血腥的混乱；但在精神文化上，这是一段自由的光辉，而且，光辉得难以重复。
魏晋的精神光辉，源自于秦汉的精神黯昧。秦汉时代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军事功业，难道精神是黯昧的？不错，外在的显赫和内在的黯昧，常常互为表里。秦汉的金戈铁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深思，撞击得支离破碎。
你看，秦帝国接受了法家“专任刑罚”、“兼吞战国”的方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却因暴虐不仁而短命速亡，几代法家学者也命运凄惨。汉朝初年，只能向另一个精神方向伸手了，以道家为根基的“黄老之学”一时风行，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又想“大有作为”，听从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然而董仲舒的“儒术”，并非“孔、孟醇儒”，而是兼采阴阳五行之说而倡言“君权神授”，直接辅佐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后来，又渐渐滑向谶纬神学。在社会实践上，从腐败的东汉到纷乱的三国，儒学的伪饰和无效，更是展现无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晋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灭绝性清醒”。
照例，无论是汉初刘安的《淮南鸿烈》，还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已企图摆脱诸子百家的狭窄门派，开拓有关宇宙天地的大思考。但是，由于思考者政治背景太深，权力纠缠太多，投射方向太杂，影响了思考的纯净度和可信度。
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名士这里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政治若即若离，虚与委蛇，却坚守自己的个性立场，保持着俯瞰历史、俯瞰人世、俯瞰名位、俯瞰生死的超越高度。因此，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考虑一系列大问题了。
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学上，他们走上了历史的山口平台。
他们太不容易，因为他们看到的一切实在触目惊心。宏大的功业，宏大的残忍，宏大的胜利，宏大的失败，宏大的仁德，宏大的阴谋，他们全部已一一翻阅。围绕着这些宏大所发出的各种高论，他们也都已一一倾听。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高度浓缩的历史结晶体中，凡是人类能够想象的极端性状态，都爆炸式地呈现殆尽。因此，他们不可能再有什么企盼、梦想、担忧、防范，因为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幼稚、苍白、无聊、无稽。剩下的，只有看透一切的超然。
三
何晏
你看那个何晏，在曹操家里长大，中年后也一度拥有官职，不久就被惨杀。作为思想家的他早已腾身于成败生死之外，而是一直思考着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在于一个字：“无”。
何晏认为，人世间一般所说的“有”，其实只是因为“各有其名”，但这名都是临时外加的。只有无名、无声、无形，才有万物之生；有了万物之生，才有万物之名、万物之声、万物之形。因此，天地万物，以无为本。
何晏的思想显然来自于道家，又想对儒家作出新的阐释，即“援道入儒”。但实际上，却开拓了一种与正统道、儒并不相同的全新思维等级，被称之为玄学。
后世思想史对玄学常常颇多诟病，几乎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都会断言“清谈误国”。清谈是玄学的基本展开方式，如果没有玄学和清谈，中国人在至高等级上的彻悟都会被取消，那么，整个人种的精神等级就会大大降低。
当然，很多时候人们所厌恶的“清谈”，是指那种陈腐刻板的官方教化话语，正好与魏晋时代的清谈南辕北辙，不应拿来玷污玄学的清名。
王弼
让何晏深深赞叹的，是小一辈的思想家王弼。被何晏发现时，王弼还不到二十岁。王弼的思考方向接近何晏，却又比何晏更周密、更完整。
王弼这个“古代年轻人”曾经对我产生过不小影响，不少语句都能背诵，因此忍不住多说几句。
王弼也主张“万物以无为本，自然以无为道”，但他在阐释老子学说时，对“自然”的论述显然超过了何晏。他认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无所拘束，无所执着，无为无造，无形无际，因此，也无仁无恩。人们常常认为天地有情，有恩有为，其实并不。水土果畜，养育众生，但这并非天地的仁恩，而只是自然。他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物施化，有恩有为。造物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
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
正因为这样，对于万物的这种自然之性，“可因”，却“不可为”；“可通”，却“不可执”。
由此，他对政治人物提出了建议：“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施）。”这里所说的“不为始”，就是不骚扰，不干涉。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只是不做那些不自然的事，不做那些自然安排之外的事，不做那些伤害自然之道的事。由此他进一步推衍，认为儒家的某些主张如孝、慈、礼、乐，应该维系，因为它们出自于自然，符合自然之道。如果这些主张变成了一种虚名之教，掩盖着不仁不义之实，则应摒弃。总之，一切必须本于自然，包括名教在内。他认为，自然已经包容了一切，安排了一切，因此对人来说，只能抱着“无为”的恭敬心态，倾听自然的不言之教，无声之诗。
在王弼看来，无为，就是无框范、无名限、无意旨，因此是真正的“大”。他领悟了老子把“道”与“大”联系在一起的深意。
这种“大”，正因为没有名限，无法表述，只可感觉，且“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又称之为“玄”。
这一下，他就把自然、无、道、大、玄等等概念组接在一起了，成了一种哲学构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稍稍停歇，抢着说一句题外话：这么一个高度成熟的思想家，只活了二十四岁！我在上文说他是“古代的年轻人”，一点不错，他从来没有老过，甚至还远远没有靠近中年的门槛。我想以此来感受一种象征：这实在是中国思维重新焕发青春的时代。
说起来，中国思维的起点，缺少明显的年龄特征。那位高层思维的开启者老子，看上去年纪实在是很大了。跟在他身后的诸子百家，都有一种“老相”，似乎都是要以权威口气、如云徒众来为自己争取地位。因此，即便年纪不大，也年轻不起来。幸好有了魏晋，有了王弼，如此少年英气却一点儿也不掉份儿，让中国思想史补回了一种珍贵的童真血气。
前面讲到的那位何晏，七八岁时就因敏慧而受到曹操的宠爱。他后来被司马氏杀害时大概已经五十岁了，但那英俊的风姿还是让人难忘。《世说新语》曾提到，他“美姿仪，面至白”。魏晋名士中有很多美男子，他们的形象与人们习惯的中国思想大师很不相同，但他们是真实的存在。失去了他们的年少美貌，倒反而是中国思想史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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