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良知
天理良知 (第2/2页)在王阳明看来，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必然潜藏着人之为人的伦理元素，这是无染的人性、纯粹的天理。一个人不必向外东张西望，只要把自己当老师，细细探挖心底的宝藏，就会让自己面貌一新，甚至成为圣人。
王阳明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基因，为什么多数人不能成圣呢？因为良知的本体被污染了。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蔽”。
因物欲，良知昏蔽了，连原本用不着考虑便能霎时爆发的人道行为、伦理责任也昏蔽了，连凭着瞬间直觉就能作出的是非判断也昏蔽了。
按照王阳明的意思，从此不要说谁“没有良知”，只说“良知昏蔽”。因此，新的责任就来了：“去其蔽”。
由于物欲，良知遇到了善恶的问题。因此，“去其蔽”，主要是去其恶，然后才能谈得上去对付其他毛病。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看得很严重。他一方面确认每个人心底都有良知的宝藏，另一方面又确认这些宝藏时时刻刻都处于盗贼的觊觎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被盗窃一空。而这种盗贼正是由物欲所滋养，躲在人心之中。因此，心的本体是良知，而良知边上是盗贼。要想驱除盗贼，非常艰难，因为人们很难识别他们各种各样的面目。所以，王阳明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句话出自一个长期在山中剿匪、平叛的将军之口，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历史证明，他破“山中贼”很成功，但作为一个心学大师，他更在乎破“心中贼”。破“心中贼”，就是以善去恶。
对于由良知带出来的善恶问题，王阳明考察得比朱熹完整。在暮年他曾经留下过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这“四句教”非常重要，被他自称为“宗旨”。他坚持了心体本源的纯净无染，指出善恶之分产生于物欲和意念。在这中间，良知可以本能地判别善恶，因此接下来的就是行动了，那就是“格物”。
在王阳明这里，“格物”的概念与理学家们有很大的不同，变成了一个非常主动的行为。那就是不光是观察，而且要“摆正”各种事物了。“格物”在这里的意思，是“正物”。“正物”，首先是摆正善恶，不要在心里造成善恶颠倒，或善恶不知。因此，又可以看成“正心”。
良知需要被保卫。保卫有静、动两途。静途保卫，是自我反省，静坐调息，让良知本体有一个安静、安全的存养地。动途保卫，是实事磨炼，即在行动中显现良知，体认良知。
这种行动，就牵涉到王阳明的另一重要思想“知行合一”了。
“知行合一”说法，人们常作通俗理解。例如，规劝人们不要满口空话、不谙实务，也不要只知蛮干、昧于认知。这样的理解当然也不错，但王阳明还是别有深意。
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勉强首肯“先知后行”、“知行并进”的做法，但在哲学中却不予认同。他认为，这类做法还是把知、行分开了。他认为，知、行不可分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不行为未知，行而不知为无行。
对于这个问题，他用了著名的“好好色”、“恶恶臭”的比喻。按这个比喻，一个人看到了美丽的花朵就本能靠近，闻到了腥臭的气味就立即掩鼻，中间不存在一个判断、分辨、推理的过程。“看到”、“闻到”就是“知”；“本能靠近”、“立即掩鼻”就是“行”。在这里，知、行完全弥合，没有一丝缝隙。
由此，王阳明进一步断言，没有“行”，也就没有“良知”。以“行”来完成“良知”，就叫“致良知”。“致”是一个动词，有抵达之义。以“行”抵达，“良知”就出场了；无“行”抵达，“良知”就不存在。
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知”和“行”，并不是“你先走，我跟上”的一对夫妻，也不是“肩并肩，手拉手”的情侣，而本身就是同一个人。
王阳明本人，是哲学家和实干家合于一体的最佳范例。因此由他来讲“知行合一”，极为雄辩。长久以来，中国很多儒生都囿于知而乏于行，或矜于知而虚于行。更多的官员更是长于表态，张罗场面，而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情的起点和关键在哪里。他们虽然有很多道德言论，却如同空气泡沫，一无可信。这一特点，连不少大儒高官也不能例外。现在，王阳明并不只是劝说他们投入实践，而是向他们宣布，如果不投入，他们的“知”也不存在。这实在有点痛快，因为他们之中谁也不能嘀咕，说王阳明对“知”缺少发言权。
“知行合一”的理论，也反映了王阳明对于佛教、禅宗的不满。修身养性固然很好，但世间既然有大善大恶，那就必须行动起来，让心底的良知立即变为一系列行动。
总的说来，我对王阳明评价极高。他赞扬朱熹“精神气魄很大”，其实他自己的精神气魄会更大一些。他把宇宙天地置之心间，于是心灵也就成了观察万物、陶冶天下的神圣处所。他认定人们心间潜藏着人之为人的良知，只要激发出来就能成为圣人，因此成圣之途也在心间。但是成圣之途虽在心间却又极为坎坷，因为同样在心间盗贼成群。唯一的方法是秉持良知立即行动，为善去恶，使心间的宇宙洁净明澈，天理昭昭。
——这样一个中国哲学家，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王阳明的理论也存在一些缺憾。我认为最大的一点是他虽然明确地触碰到了善恶问题，却还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理清。例如，他一再说“性之本体无善无恶”，却又多次地表明“性至善”、“心体至善”。他几乎把那“四句教”当做了重要遗嘱，可见他到晚年仍然对善恶的问题苦思不辍。“四句教”用中国语文的简约和整齐的方式作了总结，但对于这四句话之间的几度转折，还缺少足够的过渡理由。另外，他是一个极其繁忙的将军、官员和学者，没有太多心意去关注普世民众心间的善恶消长实情。
这也就是说，王阳明的理论尽管时时透出囊括天下的意愿，实际上还是集中在不大的圈域。“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些命题，听起来虽不艰深，却很难让民众领会其中真正的意涵。至于成为“圣人”的目标，更是与中国不亲。一般民众更愿意接受“看穿”、“放下”、“离苦”、“解脱”等等佛学话语。
结果也很自然。我在王阳明去世四百二十年后出生在他的家乡，当地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了。维持乡间文明余脉的，主要是寺庙的钟声和路上的袈裟。
四
王阳明之后，中国还有一些思想家值得关注，例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是身处山崩地裂危局中的堂堂男子汉，行动响亮，器宇轩昂。在反思明代败亡、历朝更迭的教训中，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怒斥君主独裁，主张广开言路，成为民主理念的动人曙光。
在哲学上，他们都非常看重“气”的概念，传扬“一气充周”、“气象万物”的“气本体论”。他们之间对“气”的阐释并不一致，但显然都是目睹了社会气数衰微、仕子气质荡然的般般实情，共同产生了痛切感受。他们呼唤以“创世元气”来灌注社会人心，让我们想到孟子、朱熹和张载，而且，还时时想到道家。
在修身养心上，我特别留意他们把天地元气和人生气质互相沟通的宏大循环。他们本人，确实是充满君子气质、英雄气质、批判气质、创造气质的文化代表。
在山河破碎、兵火连连的乱世中，只要天地元气未散，一切还有希望，而吐纳天地元气的，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身心，就是天地元气的凝聚体。他们用“气”，把“理”、“心”等等概念统摄起来了。在我看来，这是在一片废墟和焦土中构建了悲壮的人格气场。直到今天，仍然焕发着一种豪迈的诗意。
他们之后两百年，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在修身养心实践上的奇特典型那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
曾国藩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学者，立足于程朱理学。在后来治军理政的大格局中，他一方面信奉中庸经世、仁义感召，另一方面又不避严刑峻法、霹雳手段。晚年功成名就，则信奉道家，清静无为。总之，他几乎完整地把中国哲学的每一个门派都熔铸在自己身上，而他傲人的功绩、朝野的赞誉、全民的仰望，则印证了传统文化有可能达到的人格高度。
须知，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华文明奄奄一息的十九世纪。曾国藩凭一人之力，为中华文明翻了案。
对中国历史最具宏观眼光的梁启超，曾以罕见的激情赞颂曾国藩，也就是他笔下的“曾文正公”：
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梁启超说，谁想澄清天下，应该天天阅读《曾文正集》。
在曾国藩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充分领略梁启超颂扬他的“天性之极纯厚也”、“修行之极谨严也”双重自我塑造过程。
我所看重的，也是这个过程。
从年轻时代开始，曾国藩对儒学的崇敬，并不仅仅表现在研习、考据、讲述、著作上，而是全然化作了日日夜夜的修行步履，而且这种步履都是细步，一步也不会疏忽。我们如果有时间读读他的日记和书信，一定会非常惊讶。原来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按照礼义原则来规范，来修正，来设定。由此，儒学从教条变成了行为，儒者从学人变成了完人。
曾国藩以实际行动证明，梁启超所说的他的双重自我塑造过程之间有因果关系，即纯厚“天性”可以由谨严“修行”取得。这也为程朱理学提供了明晰的标本，即他们所说“纯粹至善”，可以通过“养心寡欲”、“诚意正心”的修行方式找回来，并弘扬成一个人格范型。
曾国藩从小心翼翼地修身养心，发展到纵横万里地清理大地，终于实现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孔子本人并没有达到。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有关人生修行的种种倡导，并不具有明确的断代性。人生修行，是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互渗过程，而且也不在门派上排他。你看那么端正的“醇儒”曾国藩，也在法家、道家间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之后，重新完整地体理这种人格风范的，有张之洞和张謇。他们都不保守，而是以中华文明继承者的身份，实实在在地把中国向现代推进。